大卫·巴拓识：对数字全球化时代未来智慧城市的思考

摘  要：本文从哲学的角度对数字全球化中的“智慧城市”（smart city）这一命题进行反思。首先，对“smart city”这个至今尚未完全清晰定义的概念进行语义学上的讨论。其次，从社会学和哲学角度观察城市社会结构的变迁给劳动力带来的影响，讨论城市可持续性发展的必要性。由此出发，展望在对人的体力劳动的需求减少到几乎为零的时代，将释放出来的人力投入到个人和集体的自我完善与创造性劳动中去的可能性。我们如何重新塑造人的生活？如何追寻生命的意义？如何在高级人工智能面前保持人的地位？这些都是在规划未来智慧城市时应该考虑的要素。

关键词：智慧城市；可持续发展；智能技术；文化建设

“智慧城市”（smart city）这一概念在近几年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有的研究中，它也被称为“智能互联社区”（smart and connected communities，SCC）。在“智慧城市”（最近还有“认知城市”这样的称呼）的标签下，人们正在尝试在基础设施和“互联网”的基础上建设新型城市。例如，中国的雄安新区、韩国的松岛新城、沙特阿拉伯长达170公里的“The Line”计划，以及肯尼亚的孔扎科技新城（Konza Technopolis）。除此之外，中国还正在将现有城市改造成智慧城市。而在欧洲和北美，建设者也在逐步把19世纪以来工业社会留下的“前数字化”城市结构升级到5G城市，开发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IoT）并引入其他“智能”技术。

在这样的全球化浪潮中，智慧城市被不同程度地定义为“系统中的系统”（system of systems,SoS） ，这一方面基于数字技术领域的不断突破创新，另一方面也需要社会文化资源的重组和创新，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新型城市在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这也意味着，未来智慧城市要将其复杂的内在系统与所处的物质生态圈和文化生态圈联系起来。它们不应该仅仅是新技术的舞台，还要考虑到这些环境中人类的精神需求和变化，这就需要去定义一种可持续被整合的新“人类圈”，即在自然环境中被人类的新思维和新活动所改变的高科技区域。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迫切地追问：这种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想拥有怎样的未来生活环境？我们在这样的未来中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再次以哲学思考为导航，拨开重重迷雾，寻找前进的道路。

一、智能技术：智慧城市的核心特征是什么？

什么是智慧城市？到目前为止，对此还没有一个标准定义。只有一点是公认的：“普遍地将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作为一种不可缺少的关键前提来接受的城市。”

从语义上看，在英语中，自14世纪以来，“city”一词就与“town”是区分开的：“city”指的是重要城市，即位于地理中心位置的城市，有强大的防御工事和商业中心，是首都或有重要大教堂的城市，或者是宗教中心。今天，大都市的中心区域也往往被称为“city”，例如伦敦的金融区是世界金融中心，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也被称为“The City”。而“smart city”也有这样的含义，它是全球化数字化网络中的一个实体性的中心区域。在数字化、多极化和全球化的世界中，智慧城市代表了数字化网络的物质节点和生活中心。未来的智慧城市具有的数字化网络是工业3.0中的商品物资流和金融数据流，或4G时代互联网的传统应用的质的升华。

在数字全球化中，人类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联系起来，将形成一个由生物突触和光纤电缆组成的全球化信息和通信系统，该系统将在很大程度上由人工智能作为技术支持。也就是说，人类被塑造成一个超级的集体性“大脑”，同时拥有多元文化的“记忆”，并且还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成长壮大。届时，如何处理人脑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将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

“smart”一词作为形容词，在英语中来自“痛苦”、“凶猛”和“刺痛”的词义。从13世纪开始，它就指“带着力量和活力进行活动”，由此衍生出“快速”“活跃”“聪明”等含义。自1972年以来，这个词在意义上发生了重要变化，它也被用来指一些看上去好像是由独立的内在智能引导的设备。斯蒂米尔曾这样说：“很明显，我们今天使用‘smart’这个词来描述以传感器为基础的设备，这既是我们将非人类系统拟人化倾向的结果，也是出于我们为名词选择最佳修饰语的需要。智能技术正在重新定义我们的文化和社会，改变我们与朋友、社区、交通、家庭、办公室，甚至是我们身体的互动方式。”

实际上，每一个传统城市都已经或多或少地通过人类社会系统的整体行为而被集体“智能化”了。这种“前智能型”城市代表一种建立在技术媒介和符号媒介基础上的相对稳定的智能，与蜂群的智能有一定相似之处。例如，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居民已经有效地实行了标准化管理，已经计算出用于存储和交流的相关数据。在电子化时代，刻在泥板上的文字和数学信息被取代了，我们运用的是模拟化或数字化数据流，以及可自我调节的电子数字信息系统。而无论运用什么样的手段，城市作为被人改造过的第二自然，其根本是维持人类生活物质流的“中继站”。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维尔纳茨基（1863—1945）提出，无论在哪个文明中，城市一直是“人类圈”的重要节点，城市是贸易中心，是行政中心、法律中心、文化中心和生产中心，是社会的核心的物质和话语场所之一。一个社会正是通过城市的话语来阐述自己的。自此，城市就一直是文化性的，是不断变化的历史现实的一部分。而至今为止，城市用人类自身的智能进行规划和调节。这些技术本身并不完全是“智能的”，在其中人类的有机的智力仍然占了主导地位。

然而，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时代，将发生一个世界历史性的转折。在即将到来的智慧城市的生活世界中，人类将控制权从头脑和手中释放出来，社会进程的控制权被转移到一个“智能的他者”身上，这个他者被我们赋予了自动和“自律”的力量，并获得了相对独立于人类的地位。这种“准独立”的因素将反过来影响人的行为，它与人的分裂必将导致一种新的与人类关联又对峙的力量。因此就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人类从手中交出绝大部分甚至是最后的控制权，人类存在的意义将是什么？

二、乌托邦式的政治维度：

没有主人和奴仆的“智慧之城”？

我们尝试从哲学意义上的“智慧”而非技术范畴中的“智能”出发，探究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智慧”在英语中实际上是“wisdom”或“wise”，它与“smart”有着不同的概念范畴。例如，某人可以运用一个“聪明的策略”（smart strategy），但他可能是“没有智慧的”（unwise）。因为“smart”更多的与实际有效地实现某种单一目的有关，而“wisdom”或“wise”则意味着一种更复杂的视角，是一种从整体上进行思考的有前瞻性和反思性的思维活动。因此，当“smart city”被称为“智慧城市”时，就意味着更为广泛的含义：它不仅包含了用“智能技术”来拓展和规划城市的实际运行，又具有“智慧”来引导城市居民的精神生活和智力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智慧城市”不只是以达到高效的“智能”为简单目的，未来的数字化全球网络化城市的设计更要关注人的精神和心理因素，关注居民的幸福感。

要建立起未来的“乌托邦”，就需要我们重新关注哲学史上曾经被思考过的乌托邦式的城市。而前工业化城市的核心特征——城墙，在“paradise”（天堂）这个词的概念史中起着核心作用。源自阿维德语“pairi-daêza”。它指的不是宗教意义的世外桃源，而是指在城市的围墙中，没有野兽和外部敌人的安全的城市，这样的城市还必须有公园、宫殿、庙宇等带有艺术文化和政治气息的设施。这种理想城市的概念来自更为古老的西亚，当时波斯第一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年—前334年）的国王的理想，是将他的整个帝国——以当时地球上的人口比例计算，他拥有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变成一个人间的“天堂”。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被柏拉图等古希腊思想家进一步发展，并且从更为现实的经验主义以及社会学的视角，被亚里士多德以及后来的西亚和欧洲哲学家们继承。

然而，以奴隶制为社会基础的希腊“城邦”，经过后来仍然存在奴役的封建制度，在中世纪晚期的中欧被早期资产阶级城市所取代。工业化资本主义在几十年里创造了一个新的被剥削阶级：工人。这一情况在数字化时代的工业4.0的生产形式下将发生很大的转变。在与人工智能的结合中，人类越来越少地参与到生产过程中，生产活动不再依赖单纯的人类劳动力，只需要保证提供可持续的能源和材料。令人惊讶的是，亚里士多德已经预见到了这一天，正是出于这一原因，马克思把他称为“古代的顶点”。亚里士多德这样描述道：“因为如果每一个工具都能接到命令自己运行，或者提前看到自己要做的事情……就像诗人说的，它们‘自己运动着，进入了神圣的社会’，如果织布机能自己织布，鹅毛能自己弹起来，那么工匠师傅就不需要伙计了，主人也不需要奴隶了。”亚里士多德虽然还没有掌握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当然也没有掌握马克思从中得出的结论，但是他已经预见到了自动化生产带来的对劳动力的解放。

人类理想中的未来城市，如果要成为“智慧城市”，就应该采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即当大量劳动力被从简单低级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相当大一部分工作被智能化的技术取代，未来城市中的人类社会如何可持续性地发展下去。

近年来，规划者们越来越多地用“认知城市”（cognitive city）的概念来取代“智慧城市”的说法。他们正在努力实现技术与人之间更全面的整合。虽然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因为这个术语仍然属于科技范畴，而非文化范畴。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问题：自19世纪以来，人类发明的新技术似乎总是在推动人类前进，同时也劫持着我们，就像歌德笔下的巫师学徒的处境一样，他唤起了技术，却无法操控和摆脱它。另外，在关于“智慧城市”和“认知城市”的讨论中，传统的经济理念和纯粹以利润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使得世界进程在很大程度上被私人和小团体的利益所驱使和引导，与个人致富混为一谈，而忽略了大众的生命价值和幸福感。这一点必须以哲学为手段进行反思，必须要认识到，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想要可持续地生存发展下去，首先要以所有人的可持续幸福为发展目标。而在全球数字化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政治维度，不可避免地会在这里发挥作用。

三、通过数字救济实现全球化的自我完善——通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从哲学的角度看，工业4.0时代在技术上实现的“劳动自由”需要被赋予新的社会意义。如果简单地让智能技术接管对人和社会的管理，为我们量身定做一切，直至控制到人的潜意识层面，那是非常危险的。当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分析技术成为人力资本的新主人时，就不仅会形成经济上不公正的劳资关系，还会影响社会决策。也就是说，如果人类最终成为独立运行而无法被掌控的“智能”监管过程下单纯的人类消费群体，虽然我们将不再被某些人从劳动上进行剥削，但我们付出的代价将是失去个人隐私，甚至是人格被掌控，为人工智能带来的刻意而多余的需求买单，我们将会失去生活的控制权，成为没有反思能力的、消费主义的附属品。

为了避免这种危机，就必须谈到“文化”。在哲学上，人存在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不断地进行自我完善（Selbstperfektion），这个古老的根本要求在未来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未来，我们生活在由人工智能构成的“第二自然”中，一方面从传统的强制性劳动中解放出来，而另一方面也要非常清楚，我们的大脑本身不是计算机，人类的意识功能与“人工智能”的构成方式是根本不同的。虽然电子化设备在某些方面更为精确，甚至可以长期保持不变，但根据神经生物学家史蒂芬·罗斯（Steven Rose）的说法，除非我们知道一个大脑的主人的整个生活史，甚至是他或她成长的整个社会背景，否则即使得到大脑当前状态的快照也可能是毫无意义的。人工智能还无法从根本上代替人脑。

因此，我们不需要与人工智能竞争，也不需要让自己成为它们的消费奴隶。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什么使人与技术区别开来。未来智慧城市的功能是将人从之前的一些劳动中解放出来，同时也为人类精神意识的提高和培养提供了新的条件。当未来的城市越来越多地融合到全球化的网络中，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同时也将获得更加多元化的文化空间。这也将对教育产生根本影响。自工业革命以来重复单一的标准化培训模式和固定的职业培训，将无法满足未来的要求。因为人类在未来智慧城市中最重要的贡献是创造力，这种创造力以高科技为创造工具，通过科学的方法，可以全面学习不同文明从过去到现在的各种理念和知识，海量的知识材料和多元化的知识交流将创造性地迸发出全球化的新文化元素。

由于新媒体和通信网络的出现，空间和时间距离变得越来越小。人们将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获得所有学科和生活领域的信息。以文化为中心的人类的自我完善行为，将在不同层面和行动上开展起来。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恩斯特·布洛赫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可以发现一种根本的乌托邦式的思想，它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能在以往天才的艺术作品中发现对未来社会发展的隐秘预测。在未来，人类将不断地进行自我完善。文化上层建筑将成为“物质中的逻辑”（恩斯特·布洛赫语）的显现和动力。在未来的智慧城市中，有可能以文化为载体，在新的数字化基础上不断改进、优化或细化身体、情感和认知领域，由此带来的文化上的融合和重组，将是丰富得无法想象的。

沿着这条道路，在未来的中国现代智慧城市中，以文化为基础的高科技社区将逐步建立起来。智慧城市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城市。根据王阳明的说法（这也恰巧是康德的说法），我们内心中总是携带着成为完人的理想。在马克思那里，这是历史发展在人身上注入的目标，“完人”是融合了个性和集体性的人，他以最好的方式独立和集体性地发展自己，充分运用自己的潜能，激发出生命的一切可能性!

作者信息

大卫·巴拓识（David Bartosch），1977年生，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译者信息：彭蓓，1979年生，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珠海）讲师。

来源

文章原载：对数字全球化时代未来智慧城市的思考，《国外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因文章篇幅原因略去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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